第四篇 存心清洁,推翻个性,与人配搭,显出作为 | mswe1.org

第四篇 存心清洁,推翻个性,与人配搭,显出作为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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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经: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节,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节。

存心清洁,推翻个性,与人配搭

在本篇信息里,我们要交通到三个点:存心问题、个性问题、以及配搭的问题。有一件事是所有事奉主者必须非常清楚的,就是不论我们受了多少造就,有多大的恩赐,显出多大的功用,如果我们的存心不清洁,个性没有被推翻,在配搭上就会有难处;即使不出事,也会失去功用。这是非常基本且实际的。所以,我们若要在主的工作上有用处,在主的路上持久,我们里头的动机就必须清洁,只要主和主的道路,此外无所贪求。再者,我们的个性必须被推翻,因为我们的个性常常是主工作上最大的难处;所以,我们必须是反自己、反天然个性的人。这样,我们自然容易与人配搭,也才能显出功用。

学习有作为并刚强开拓

以为自己不能作什么乃是错误的

存心、个性、配搭这三个点乃是基础;有了这些之后,我们还必须学习有所作为,也就是要刚强开拓。按我的观察,我们几乎没什么作为。我们常以为自己只是个恩赐小的人,恩赐大者不动,我们就无法作什么。并且即使他们动起来了,我们也不过是在旁边配搭而已。我们常以此原谅自己的没有作为,或者以我们不闹事,不出事,无论在那里都与人相安无事,而感谢主的恩典。这样的态度看似谦卑,却是极其消极。主不只是要我们不闹事,不出事,主所在乎的,是我们到底赚了多少“利润”。在马太二十五章,不仅领五他连得、二他连得的要去赚得利润,甚至领一他连得的也要赚取利润。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个基本原则,就是这种消极的态度,并不在恩赐大者的身上;反而是在恩赐较小的人身上。这样的人有一个危险,就是消极的埋藏他所得的恩赐,认为自己不能作什么,就恐惧战兢的以不失去主的恩赐为好。在召会中,这样的弟兄姊妹相当多;然而,不要以为这样就能逃避主的责备。这种以为自己不能作什么的消极态度,乃是错的。

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,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

从二十五章我们能找出另一个事实。那领一他连得的,一面消极的小看自己;另一面,他看主是一个忍心的人。他抱怨主“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,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”。(24。)是的,主在工作上的要求似乎是不讲理的;没有撒种的,叫我们去收割,没有簸散的,叫我们去收聚。有时,我们推辞说,“主不作的,我们能作么?弟兄们告诉我们,要跟着圣灵的水流,但是主的水流还没有流过来,我如何跟随呢?这是荒地,是旷野,主没有打发水流过来,我若作了也是白作。”乍听之下,这样的话很合理;但我们还得记住主对那恶仆的回答:“你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,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,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,到我来的时候,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”(26~27。)主并没有驳正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所说的话;反之,主承认他所说的事实,要他仍有所作为。盼望我们以后对自己再没有这个理由了。

要有开疆拓土的精神

有人曾对我说,“我那个地方的工作真难作,只有姊妹,没有弟兄,也没有安排一个同工给我,只有我一个人,怎么作?只有恐惧战兢的保本吧。否则,不仅赚不到利,反倒蚀本;所以,还是保本吧。”类似这样的腔调很多。另有的人说,“这里虽然有弟兄姊妹,但是姊妹都是年长的,论作工不能作,却有说闲话的好本事,所以我这个工作不好作。”又有的人说,“我所到的地方真是不毛之地,没有会所,也没有钱,连吃饭钱都勉强够用,这个工要怎么作?”有些服事青少年的说,“初中生的工作真难作,既没有帮手,又要这个,要那个。”有些负责弟兄说,“基隆需要人,宜兰也需要人,该怎么办?要去基隆,这个人不行;要去宜兰,另一个也不行。”其实,我们若真是样样都行,新耶路撒冷早已出现。我们现今所需要的,乃是要有开疆拓土的精神。

李弟兄个人的见证

在烟台被主兴起

以我自己为例,我的难处就是容易停留在一个地方,一作工,就不动了。这个弱点致使工作无法更多的开拓。所以,我常常挨主打,主兴起环境赶我,使我不得不动。可以说,我是将一生中最精粹的时间,花在烟台这个小地方。现在回头想,当初也许应该搬到北平作工才对。有人说,在熟悉的地方工作,才能作得好;但事实上,北平的工作的确比烟台好作多了。当然,在烟台也有该学的功课。当时全中国研究真理的人大多在华北,而烟台就是华北研究真理的大本营。全中国,在属灵上最有分量,且最合乎圣经的“足前明灯报”,就是起源于烟台,是当地的葡萄山会堂出版的。倪柝声弟兄早期也曾推荐这分刊物。可惜,他们不久也钻到道理上去。除了葡萄山会堂,在烟台还有一个查经处,他们对圣经的研究也很厉害。这个查经处有弟兄会的背景,是从他们出来,而与他们有关。因此,在烟台那个小地方,在东山有一个葡萄山会堂,在西山有一个查经处。这两个山,可说是两个堡垒,既牢固又坚实。他们在认识圣经、认识真理上,叫人十分佩服。可惜,这两个地方都落入道理的讲解。主怜悯我们,在烟台把我们兴起来,使我们在那里作主的见证,打真理的仗,有好的学习。然而,现在回头看,若将在烟台那五、六年的工夫花在北平,果效也许会增加几倍。

清楚北平地理位置的重要,仍是不肯动

主在烟台将我们兴起来,最为难我们的并不是各公会,而是东山的葡萄山会堂,和西山的查经处。然而,从烟台来的圣徒都能作见证,到末了这两处也被攻破了。之后,主恢复的工作就在那里开始发展建造,所以我就不肯离开。其实,我的工夫应该花在北平。等我的眼光放开了,我就向主说,只要国家一胜利了,平安了,我一定搬到北平。当时的北平,可说是东北、西北和华北的交汇处。从北平搭火车到东北的沈阳、奉天,或是到西北的包头,或是到华北的济南,或转乘陇海铁路往西,都不超过十个钟头。北平可说是个大中心点。我虽然清楚这事,但清楚归清楚,至终还是要等胜利后,才愿意迁过去。

等到烟台大复兴时,东北、西北全数受烟台见证的影响。有人从东北来,有人从西北来,他们要坐火车,还要搭船,才能到烟台。烟台位于山东的牛角尖,这个小地方得了复兴,结果有七十位移民到西北,还有三十位移民到东北。那时,各地实在都受其影响,但已经有点晚了;即使是这样晚了,我还是不肯动。直至一九四二年,我才清楚一件事,就是用烟台训练出华北的人才,结合东北的财富,开展西北。

论到当时东北的财力,的确是丰厚。例如,上海买会所,一口气交出二百多条金子,乃是东北的钱先垫转出去的。又如,青岛盖造了一个大会所,可容纳一千多人,是一位弟兄摆上财物,亲自负责买地,把会所造好,供召会使用。我举这些例子,是要指出当时东北财物上的丰富。

到上海、南京

尽管那时,我知道烟台的人训练出来了,东北的财物也有了,就可以往西北发展;但我仍是不肯动。实在说,是应该走了,根本不必管胜利不胜利,到北平去就对了;然而我就是不肯动。直到有一天,主借着日本人的手和共产党的手,把我赶离开烟台。主若不兴起环境,我就不会走。主有祂奇妙的作法,兴起环境把我赶走;另一面,祂也保守我一路到了上海。

上海是个大地方,我实在没有意思去上海。上海、南京的圣徒,不知向我题了多少次,盼望我去上海;但我心里还是一直想着从北平到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。这个念头,我一直转不过来。然而,因着中国局势的改变,弟兄们叫我到上海、南京,我才答应了。一到那里,那里的工作就开了,并且复兴起来了。这一复兴,我就只管上海、南京,别处都不管了;即使是叫我到苏州都不肯。那时,我一心要在上海作工,会所造得相当大,里头坐三千人,外面坐二千人,加起来可容纳五千人。然而,主兴起环境逼我走;即使是这样,我还硬是不肯走。一直到倪弟兄发电报,安排我走开。这一走,就来到台湾了。

到台湾

那时我相当懊悔,来到台湾。一九五○年的台湾,土里土气的,到处都是卵石子路,少有柏油路,并且满街都是木屐声。当时,我们全家挤在一间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里。想起当年在上海开特会,年长和同辈的同工都是帮手,一呼百应。然而一到台湾,几乎都是受我带领的,所以一个帮手也没有。我回到家,往床上一躺,只能长声叹气,看着天花板,问自己:“到这里来作什么?”一天晚上,我到东门町、小北门口走一走,满街都是石子路,风沙到处飞扬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心想怎么办?要作什么工?有什么工可作?有一天,一个念头来了,觉得无论如何总要到中部、南部看一看。以后,我到中南部走了一趟,觉得还有工可作,就和弟兄们交通,我们在这里开工吧。

到马尼拉

到台湾两个多月后,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,我们正式在台湾开工了。之后,马尼拉邀请我去,于是我有十年之久,每年都花相当多的工夫在马尼拉。当时印尼一封又一封的信要我去,新加坡、泰国也是这样。然而我总是覆信说,等主的引导吧,因为时间安排不出来。这就是我的难处,实在要求主赦免我,将来这个账我不知要如何交代?

现在回头看,我起码应该把在菲律宾的时间,拿出三分之一用在别处。从一九五○到一九六○年,这十年间,我最少有十分之四的工夫,是用在马尼拉。当时如果我拿出一年的工夫,到新加坡、印尼作工,我绝对相信,不会只有今天的光景。我去新加坡去得晚,若早在一九六○年去,新加坡就稳定下来了。可惜,我只到马尼拉,然后就回台北,乃是台北、马尼拉两地跑,连海关人员对我都相当熟悉。连日本这么近,我都没去。我头一次到日本,还是受英国邀请去访问时,顺道经过日本。回想起来,当时,即使我花时间在台北,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,实在应该拿出一点时间到日本。然而,我就是没有那样作。

到美国

再者,说到去美国开工,是我连作梦也不敢作的。一九三八年九月,我正在北平作工,那次工作很蒙主祝福;之后在十一月间,我就回到了烟台。不久,从北平寄来一封挂号信,里头有两张支票,一张是美金支票一千六百元,一张是中国银行的一千二百元中国钱。信上清楚写着:“这一千二百元中国钱,是给你的妻子和小孩一年的生活费,一个月一百元;另外的一千六百元,是给你到美国去的路费。我觉得你应该去美国,美国需要这个道。”当时我覆信说,“我一点没有感觉,里面没有这个引导。我不能动,我还要留在烟台作工。这两张支票怎么办呢?是不是要我退还给你?”那是一九三八年,我得着这一笔路费;二十年之后,到了一九五八年,我才去了美国。你看,我们的天性是何等限制主的工作。我绝对相信,如果不是我这个天性,主在我身上应该开展得更多。

一九五八年,我去了美国,看见纽约的光景。之后,我和一位弟兄一同到欧洲访问,接着又去了耶路撒冷。我在那里和那位弟兄交通说,“我觉得主在纽约即将有一个新起头,你不要跟着我回远东了,就从中东回去吧。”因着我看出纽约那里的需要,他就回纽约去了。到了一九六○年,我从旧金山经过时,清清楚楚的对一位住在那里的弟兄说,我有很深的感觉,主要在美国开始一个工作,并且是从西岸开始。当时,这位弟兄觉得那里的聚会,没有什么进展,他们夫妇正考虑要回台湾;他听了我这些话,简直不能相信。正当他们想回台湾时,我反而说,主在那里要开工了。即便如此,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要去作什么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迟钝,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主逼的。

回想从大陆来台湾的过程

再说到我离开大陆,实在是一点准备也没有。大陆政局改变的前半年,倪弟兄曾两次在同工聚会说,“无论李弟兄愿不愿意,我们都要他离开大陆。”到末了,约是一九四九年一、二月间,他问我:“你是先去香港,还是先去台湾?”我回答说,“我一点也没有感觉,你要我去香港也好,去台湾也好。”说了这话以后,我还是继续忙于上海会所的盖造。按当时的情势而言,我的确是太迟钝,即便不打算快走,至少总得把家里整顿一下,让行李先发船送走。基本上,我这个人的天性太限制主的工作了。我天天忙着盖大会所,傍晚回家吃饭,妻子常催我作安排,我还是没理会。直到当年四月二十八日,接到倪柝声弟兄的电报,说,“你把上海的责任全数交给地方上的弟兄,你到我这里来。”我就立刻订好机票,四月三十日飞到福州。

我什么都没有准备,更何况家里的事。我要去台湾时,家人问我怎么办,我回答说,“主若是要你们走,我就找弟兄替你们买船票。若是买到就统统到台湾,买不到就留在上海吧。”没有一个人会料到局面改变得这么快;我和家人能出来,实在是主的主宰。在我刚抵达台湾第二天,就接到电报说,我的家人已经下船,要我去接船。我把电报转给张弟兄,请他作担保,因为当时虽不需要正式的入境证,但需要有人作担保,办理入境手续;张弟兄就带我到基隆接船。前天早上我上飞机,他们还没有定规走不走,隔天下午他们就下船了。六、七个孩子,跟着两个用人,东西装箱的装箱,不打紧的就丢了。我的第二个男孩子,那时还在小东门读书,我们在湖西,打电话把他老远找来。他哭了起来说,“爸爸、妈妈都跑掉了,只留下我一个人。”他急急忙忙上了小船,就这样跑出来了。我早就应该打算走的,却因着我的迟钝,叫孩子们也受苦。

我一生的工作,在美国的代价算是最大的。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个代价有多大,这完全是因为我的错误,受了主的责打,被主打到美国去的。我们若是有感觉,就不必受这个折磨,而应该往外开展。工作到一个地步,是应该往外开展的。我说这些给你们听,是要我们众人都回到主面前,看见我们的工作需要开展,我们的作为的确不够。

召会在印尼的光景

最近,我分析印尼的情形给那里的圣徒们听。我告诉他们,不要太批评其他基督教团体。若是在全印尼,神只有我们这一班儿女,再没有其他事奉祂的人,那光景是何等可怜。泗水召会在该地三十年了,当地有一、二百万人口,但是召会中在数的,也就是有名字的,不过四百人,到会的只有二百多人;这还是最大的召会。另一个万隆召会,也将近二十年了,到会的有七、八十人,在数的约二百人左右;然而,当地至少有一百多万的人口。椰城(雅加达)有三、四百万人口,召会在那里也有十七、八年了,但在数的只有二百多位,到会的一百多位。这是印尼三个主要的大召会,其他都是一些小召会。

我们批评公会不对,但事实上,我们自己更需要有所作为,更需要开拓。有一位弟兄在印尼,为着神学,带了一百多位信徒在印尼各地作工。他们带人得救,比我们聚会的人还多。此外,南浸会在一年内,在印尼造了一百个礼拜堂。我承认这都是物质的、外面的;但我们还得承认一个事实,这一百个礼拜堂中,若是每个礼拜堂都有十个得救的人,就有一千人。当然,他们中间没有得救的,恐怕也有很多;但仅仅是这一千人,就比我们作了三十多年所得的人数还多。我们不能在这里仅仅抱着一本圣经,而没有作为。我的意思不是说,大家都去作公会的工作;我的意思乃是,既然那个是不对的,我们这个对的就更应该有所作为。

台湾的难处-开拓的精神不够,行动不够,不够有作为

今天,同工们在台湾的作为是差了。我承认我的天性应当改,但我相信弟兄们的天性也有难处。到底难处在那里,我不知道。总之,我们开拓的精神不够,行动不够,不够有作为。千万不要说,主没有引导我到日本,没有引导我到南洋,更没有引导我到欧洲、美国、南美。先不要这样说,反倒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有所作为。不要抱怨工作把你安排到僻远乡间,从来没有给你好地方。不错,工作上是这样安排,但你应该把不毛之地,作得像繁茂的利巴嫩一样。我们应该作到,没有撒种的要收割,没有簸散的要收聚。主是不讲条件的。我们应当有这一个精神,无论作什么,非作到拔尖不可。

比如,工作安排你作某地的青年学生工作,你一到那里,非把它作透不可。即使不要命,也要作透;不能讲理由,更不能有借口。不要说,因为这位弟兄不行,那个也不行,所以我都没有配搭,没有好帮手,孤掌难鸣…;讲了许多理由。请记得,当我们这样说时,就是在埋怨主,说祂是个忍心的人,什么都没有给我们,就叫我们作工;没有撒种的要收割,没有簸散的要收聚。主是不讲理的,主不听我们这一套。反之,祂要说我们是又恶又懒的仆人。按规矩,不论我们到那里去,都要有开拓的精神。到一地工作,有十个学生,就要把他们作到一百个,并且各个学校都有得救的人。总之,到任何一个地方去,都一定要开拓。即使我们身边的人不合用,我们还得用他;因为有总比没有好。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精神,在别人手里不能用的人,我们能用。我能见证,这样作的确是反我们的天性。

反天性,反观念

我们若再读马太二十五章,就能看见我们的心理、眼光、观念是差得太远了。那领一他连得的,看看别人最少有二他连得、五他连得,而他这一他连得能作什么?再看看环境,简直不像样。好像在环境上,主没有安排,没有撒种要收割,没有簸散要收聚,这怎么作法呢?我们若有这种观念,我们就完了。这观念会扼杀我们;我们必须反这个观念,这观念乃是由天性来的。

我真懊悔自己在那十年间,只在马尼拉花工夫。若是那十年至少拿出一年,或半年给新加坡,半年给印尼,今天新加坡和印尼就要变成另一个样子了。这都是受了天性的拘泥,所以,我们一定要反我们的天性。当时,我是认为马尼拉还没有作透,那能顾到别的,那能作那么多。这都是被我的观念害了,这观念非转不可。我们要向主说,“主阿,赞美你,你既要我收割,你就要负责;即使我拚上性命,也要反这个环境。”

出去开展,作出人来

我们的天性使我们有一种消极的观念,这观念会进一步扼杀我们。有些弟兄的确有用处,但他的用处一点也没有发展出来,原因是被他自己的观念害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每作一件事情,不作则已,作了就一定要作得尽善尽美,甚至锦上添花,末了还得麻烦别人,只是拘泥于一些小事,却不花工夫出去开展。我们出去开展时,不要一直留在一地;能多开展几处地方,总胜过一直留在一处。我们的观念需要转;我们实在是受我们观念的辖制,以致我们的工作很拘泥,很受限制。虽然我们在这里开展,但我们开展的速度太慢。直到今天,有的地方还作不出人来。

开展有两种意义:一是在人身上往外开展,其次是在地理上开展。我们在一个地方,一定要作出人来。若是你在一个地方作了三年,召会还产生不出长老和执事,你就不能说,因为你那里没有人才,人才都被别人拿去了。我们都得将材就用,没有人才也得用,不像人才的也要用;这完全在于你如何作工。我们无论在那里,都得开展。尤其是姊妹们,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一年,因着受到那些破坏者的影响,姊妹的工作几乎完全被扼杀,没有产生出人。幸亏还有些较年长的姊妹存留下来。今后盼望姊妹们,学习作一点开展的工作。开展不一定要往外地跑,本地也要开展。开展所作的,不外乎要带出人来。一个师傅带十个徒弟,然后教徒弟带徒弟,结果就会从原来的一个人变成一百个人;这就是在人身上开展。有的是在地理上开展,那比较容易;但要作出人来,比较困难。

以基隆召会为例,目前有四个会所,但除了同工之外,目前只剩一位长老,这该怎么办?这件事所有在基隆作工的弟兄们,都难辞其咎。无论如何总要产生出一位长老,即使是不太合式的,也比没有好。慢慢,就会变作合式的了。从前,那些差会的西教士到中国来,他们所得着的人,按我们看,大部分都是假教友。以我母亲为例,刚开始时她完全是个假教友。直到我得救以后,她还是个假教友,然而她很喜乐,既读圣经,也懂圣经的道理,诸如浪子回家等圣经故事,她统统都会讲。从我孩提时候,她就讲给我听,但是她并没有真正得救。然而这些假教友,到末了就变成真的了。这实在值得我们研究。

抗战胜利后,有一天,倪弟兄和我郑重研究,天主教收教友的问题。他说,天主教收教友,一收就是一家,全家人都是天主教教友。这些人作教友,起初可能是假的,慢慢就变成真的了。那一天,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谈话,但没有结论;之后就再没有谈到这事了。

我们在这里作工,不能偏,不能关着门,说别人都错。我们需要接受负担,往外开拓。比如,我们在台湾岛上已经十九年了,我们没有一个同工,有负担到高山族作工。然而,公会里却有教士去。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作法不对,但我们这些对的又如何呢?若神只有我们这一班儿女,再没有其他的基督徒,这样,高山族的人就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了。在我们中间,至少该有一两位弟兄,真有负担到高山族作工传福音,这个才对。

同工要接受负担把福音开拓出去

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难处,就是我们没有开拓的精神,没有作为。盼望今后,我们在工作上有配搭,不受这难处的限制。本省的弟兄姊妹应该往外开展,中南部有许多大镇,都是三、五万人,实在应该将福音扩展出去。另有些同工应该接受负担,把福音传遍全台湾。比如,某弟兄不必整年都摆在三会所,他可以抽出三个月到各地去。春季,他出去一个半月,秋季再由另一位弟兄出去一个半月,到全岛走一走。比方到了新竹召会,既不用吹号,也不用发广告,只要在那里交通交通,这是何等的好。从新竹到丰原,再到台中,出去一个月;然后转到高雄,再转到台东、花莲,回到台北,这就对了。千万不要把台湾岛上的工作作死了。我们中间有好些同工,都应该出来作这个工作,起码有一半以上,都能作这个工作。

我们作工不该局限于一地,应该多到别处,交通少年工作、学生工作等。同工们有一半以上,都应该出去。不要说,主没有引导你。日本需要人去作工,你们可以春夏秋冬四季,各有两位弟兄去,一次停留两三个月;这样,常年下来就都有台湾同工在日本作工。这并不会耽误台湾的工作。我之前编辑“话语职事”,即使在机场也能照样看稿。我的弱点是一作就不动,但主怜悯我,给我翻译诗歌的长处。我在美国整理英文诗歌时,几乎都是坐在车上写的。写完之后,就给为我开车的美国弟兄唱;唱起来不对,或是不合音律的,就再修改。你们都知道,中文诗歌本里,约有二百五十首是我新近从英文翻译过来的。那是从一九六六年底,到隔年的三月,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翻出来的。那段期间,我还到了菲律宾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槟城,天天有聚会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,就翻了二百五十首。去年二月间,我到日本,整整花两个月的工夫,和弟兄们把诗歌编出来。总之,我们作事一定要带著作。

最近,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那里的同工对我说,“你回去看看,给我们两位约三十几岁的同工。你看看某弟兄年纪老了,血压高,加上气喘,走路还要人搀扶;另外两位弟兄也将近六十岁了。我们三个都老了,跑也跑不了多少。”一面我赞同这话,一面我却不赞成。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都大,照样可以跑,因此他们也该能跑。另一面,我们也应该能找出两三位三十岁左右的同工,没有成家也无所谓,因为到那里结婚都可以。我这样说,是要指出我们非常拘泥于我们的天性,如同蜗牛,不碰它,它还蛮自在的;一碰它,头就缩进去,再也不出来了。这实在是我们的难处。

要提防骄傲,并且不自居

除了天性之外,我们的难处就是骄傲;这是我们历代的难处。没有作为的人,一旦能作出一点,立刻就骄傲起来了。一骄傲,就会使我们从正确的道路岔出去。所以,我们要有作为,但要提防骄傲。近年来,去巴西的工人少,同工中至少应该去两个家。然而,去的人要有所作为,年龄要三十多岁,不能超过三十五岁,并且要有英文基础。到那里,自修二年的葡萄牙文后,就可以用葡萄牙文传讲信息了。若是两位同工到那里好好作五年,能作到两三万人,那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可怕的是,等他们作出两三万人之后,就很容易骄傲起来。所以,我们应当只知道开拓作工,而不要有一点思想,认为这是“我”作出来的。愿主怜悯我们,一面我们要开拓,一面我们一点也不自居。若是这样,我们的工作必蒙大福。

总而言之,我们必须顾到先前所题到的四个点:我们的存心要清洁,要反我们的个性,同时尽力和弟兄姊妹配搭,在主前显出作为来。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地方,尽力带人,产生出人;另一面,要往台湾各地开展。我要鼓励弟兄们,都应当拿出几天的时间,到别的地方走一走,多有交通。若一个人构不上,就要约别人同去。弟兄们应该出去,到各地有交通,或是有特别聚会。再者,就是往国外去。现在各处的门都是敞开的,如菲律宾、印尼、南洋各地等。巴西、美国、加拿大的门也都是敞开的。然而,我们不需要没有用的人去,要去一些有用的人。我们要有作为,工作是在那里等着人作的。印尼、新加坡、槟城各地都需要人,都来信要人。我们若是去就业,去找生活,就毫无意义。然而,我们若出去为主作工,一定要有一些作为。

我虽题及自己的弱点,但有些事我也可以靠着主的怜悯向你们夸口。我初到台湾开工时,什么都没有;到美国开工,也是什么都没有。那真是没有撒种的要收割,没有簸散的要收聚。再者,我在美国刚开始要出版文字时,连一分钱也没有。等到第一期的英文“水流报”出版时,我得了二百美元。那时的二百美元,对我而言是不得了的。现在,我们在美国不仅出期刊,也出版书籍。请记得,我们只要去作,一定会有祝福。我鼓励你们要开拓;我再说,请你们把这四点带回去,到主面前祷告。愿主怜悯我们,今后主恢复的需要是大的,需要有同工显出作为,显出功用。

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讲于台北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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